您的位置:首頁 > 南充法學 >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機關的作用研究
www.pwlgvb.live 】 【 2019-06-19 15:31:20 】 【 來源:南充政法長安網 】

  內容摘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新的《刑事訴訟法》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愿認罪認罰的程序以及認罪認罰速裁程序。本文闡明了建立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價值,首次提出區分重罪與輕罪采取不同的從寬方法,提出了完善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具體設想。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具有承上啟下的法律監督地位,對認罪認罰的認定和從寬的處理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價值區分重罪輕罪檢察機關的作用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為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已有涉及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簡易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的基礎上,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首開實驗性立法之先河,授權最高檢、最高法在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2015年2月最高檢下發的《關于深化檢察改革的意見(2013—2017年工作規劃)》第26項改革要求“完善提高司法效率工作機制。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完善刑事案件速裁機制,建立完善對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法律監督機制。推動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健全認罪案件和不認罪案件分流機制”。同年3月,最高法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法發〔2015〕3號)明確提出“明確被告人自愿認罪、自愿接受處罰、積極退贓退賠案件的訴訟程序、處罰標準和處理方式,構建被告人認罪案件和不認罪案件的分流機制,優化配置司法資源”。2016年1月,最高檢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建議方案》。接著,《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頂層設計的指導、緊鑼密鼓的論證和千呼萬喚的期待下,逐步走進司法實踐,終于在去年十月迎來了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被納入其中,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案件中的作用初見端倪。可以說,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同速裁程序構成了我國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基石,在書寫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篇鴻篇巨制的進程中,檢察機關大有可為。


  一、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涵義


   何謂認罪認罰?筆者認為,認罪認罰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基于對于自己犯罪的清醒認識自愿將承認所犯罪行并甘愿接受處罰的心理活動付諸于言行外觀的一種意思表示。依照不同的標準,可以對認罪現象進行不同分類。一是按照時間順序劃分,認罪可以分為罪中認罪和罪后認罪兩種情況。二是按照訴訟時序劃分,認罪可以分為追訴前認罪、追訴中認罪和追訴后認罪。三是按照認罪的原因劃分,認罪可以分為主動認罪和被動認罪。四是按照認罪的形式劃分,可以分為明示認罪和默示認罪。五是按照犯罪人認罪的程度來分,可以分為徹底認罪和不徹底認罪。認罪認罰的時間和程度等的不同,投射到處理結果上也應該有所不同,亦即,從寬的程度應該體現出差別。其實,認罪認罰從寬作為一種碎片化的現象在我國的刑事司法政策、立法以及司法實踐中早已有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種耳熟能詳的認罪認罰刑事司法政策口號喚醒的不僅是公眾對于懸疑、偵探類影視的“剝筍式”回憶而且也是認罪認罰從寬存在的早期依據。認罪認罰從寬規定零星化地存在于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之中。如,我國刑法第67條關于自首有如下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又如,刑事訴訟法亦有“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之類的表述,新的《刑事訴訟法》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愿認罪認罰的程序以及認罪認罰速裁程序在制度設計上及時予以了補漏,從而使認罪認罰作為一種整體上的制度得以了確立,開創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構建的新局面。


  二、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價值


   認罪認罰為什么要從寬?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的通說,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成立犯罪的“四根支柱”之一。而犯罪的主觀方面包括犯罪目的、動機以及對犯罪的認識等主觀意志因素,對犯罪的認識(如認罪態度)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接受改造和回歸社會的難易程度正相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好、愿意接受刑罰的處罰,表明其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都較小,在量刑時對其從寬處理乃是水到渠成的題中之意。這在相關司法解釋中有所體現,如,最高法2010年頒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第十六條對量刑的酌定因素中規定:“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動機、起因、犯罪前的一貫表現、犯罪后的態度”;第三十條對免處的適用規則中規定:“認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一般應同時具有下列情形:認罪態度較好……”;第三十二條對緩刑適用但書中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不得適用緩刑:犯罪后認罪態度不好,不退賠、無悔罪表現的”。以上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這種“人”的因素所作的原因分析。從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訴訟成本的角度考察,認罪認罰為辦案人員確立了一條明確的具體的無歧義的辦案方向,可以有效縮短訴訟時間,使辦案人員將“好鋼都用在刀刃上”,在不降低辦案質量的同時有效節約司法資源,同時,認罪認罰從寬也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充分體現。再者,認罪認罰一般是建立在訴辯雙方協商和當事人雙方和解的基礎之上的,和文化在訴訟中得到極大的體現和弘揚,有利于減少社會對抗,修復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由此可見,認罪認罰從寬是一種利己利他利人的皆大歡喜的訴訟結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也能夠從中獲得程序上從快的訴訟收益和實體上從寬的訴訟結果。


  三、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借鑒


  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構建使筆者不由地聯想起美國的辯訴交易等制度。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高度重視、特別強調契約精神的國家,辯訴交易就是契約精神在司法領域當事人主義、法律實用主義之上的具體體現。訴訟是什么?訴訟是一種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的方式,只要能夠達到這個目的,案件真實本身在美國法官眼里顯得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有作為交易基礎的“案件事實”,法官就可以接受被告人的有罪答辯。而同時,就檢控方的檢察官而言,在獲取訴訟利益“整個面包”充滿風險與不確定前景時,“半個面包”的獲得不僅不會導致訴訟的滿盤皆輸,還是一種不可多得的雙贏局面(美國檢察官的“半個面包”理論),這都為訴辯交易制度的建立夯實了基礎。辯訴交易制度從交易內容來看,包括三方面:罪名交易、罪數交易和量刑交易。而在大陸法系的中國,法官、檢察官作為國家的司法官員,肩負著查清案件事實的職責,我國的司法傳統和體制要求法官、檢察官要忠于事實、忠于法律,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國家不允許司法官員為了達到結案的目的,利用公權力與訴訟當事人作無原則無底線的“交易”。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我們借鑒辯訴交易制度必須堅守的證明標準、程序正義的底線,否則,在構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同時,我們會重返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窠臼,因此,我國司法機關不可能與被告人進行所謂的罪名交易和罪數交易,在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的大原則下,考慮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態度,只有量刑交易還余有空間。毋庸置疑,辯訴交易制度還是存有適合中國國情的合理內核的,從域外司法經驗來看,德國、意大利等國也都是在借鑒辯訴交易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訴訟程序的(如德國的處罰令程序)。


  四、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構建


   在最新的刑事訴訟法修訂中,認罪認罰速裁程序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章節規定了下來,刑事和解程序、簡易程序和認罪認罰速裁程序等共同構建了由認罪從寬到認罪認罰從寬的梯級制度大廈。一般而言,認罪僅僅指犯罪嫌疑人在如實供述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實基礎上,承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因此,對認罪從寬的幅度應當是有限的最窄的;而悔罪從寬則應當在認罪從寬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其從寬的尺度應當更大一些,比如刑事和解以及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條件不起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另外,還規定了一個排除性應用條款,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對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檢察院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對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公安機關要求復議、提請復核或者被害人申訴的,適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條的規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起訴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起訴的決定。而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三)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認罪從寬與悔罪從寬的細微差別之處。而認罰從寬則在現有的從寬制度中處于“塔尖”的位置,認罪認罰從寬一般應當具備以下幾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事實條件、坦白條件、認罪條件、悔罪條件、認罰條件、具結條件以及除外條件,可見,對認罪認罰從寬因其尺度較大等原因,立法者在標準的制定和掌握上也是相當苛刻的。這七個條件依序排列,呈現出梯度增長的態勢,逐漸將認罪認罰從寬遞送上了一個可以從寬處理的巔峰。為了使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更大的適用空間,在認罪認罰速裁程序“入法”時,立法者適當地擴展了速裁程序的適用面,即:不再如同試點期間,將速裁程序適用面限于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自愿認罪,當事人對適用法律和可能被判處的刑罰沒有爭議的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盜竊、詐騙、搶奪、傷害、尋釁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行賄犯罪、在公共場所實施的擾亂公共秩序犯罪情節較輕,依法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單處罰金的案件。而是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了速裁程序的適用條件: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認罰并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速裁程序。并且,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對適用速裁程序作出了除外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速裁程序:(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三)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罪名、量刑建議或者適用速裁程序有異議的;(五)被告人與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沒有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等事項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的;(六)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可以看出,刑事速裁程序不僅不再將犯罪類型嚴格限定于如上所述11種犯罪,并且還進一步將可能判處的徒刑刑期提高為三年以下,顯示出在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拓展速裁程序適用面的制度自信。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出臺速裁程序這一全新的制度體系之時,立法者謹慎的一面,即:認罪認罰速裁程序還是限定于案情簡單、情節輕微、處罰不重的輕罪,同時將這類案件的管轄權限定于基層人民法院,并且對具備一定除外情形的人和事作出了適用速裁程序的禁止性規定,這些都是出于既要實現處罰的便利性又要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以達至處罰的公正性的多重考慮。那么,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否囊括了對重罪的從寬呢?從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來看,答案是肯定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可見,這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犯罪沒有輕重之分。《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的;(三)其他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情形。該法條對適用認罪認罰的程序性節點——簽署具結書的前提和禁用情形作出了規定。可見,認罪認罰的適用程序除了對案情簡單的輕罪適用速裁程序之外,還有普通程序等多種程序可供選擇——普通程序往往系針對輕罪之外的犯罪適用。但是無論選擇何種程序,要適用認罪認罰從寬,都必須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當然,對輕罪、重罪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應該有所不同,輕罪的從寬不僅表現在辦案速度加快上,還應表現在處理結果從輕上;而重罪呢?重罪案情的復雜性使得辦案難度顯著加大,如果罔顧這一現實,一味地強調降低辦案時間成本,案件質量恐受影響,畢竟,認罪認罰從寬的正當性是我們堅守的不可動搖的底線。在程序設計上,我們應該樹立“繁而加”和“簡而減”的理念,即對于重大、復雜案件,要有精細化作業的精神和理念,使辦案的每一步都成為最終定罪量刑步驟上的“鉚釘”,而對于簡單輕微型案件,則應樹立快捷化、集成化、信息化的辦案理念,利用遠程提訊、合并審理等辦案方式,迅速地做到案結事了,平復對抗的社會矛盾,修復受損的社會關系。如此一來,對于重罪的認罪認罰從寬則只能體現在處理結果的從輕上了。無論重罪輕罪,在處理結果上如何從輕呢?筆者認為,處理結果的從輕至少應該考慮以下因素:認罪認罰的早晚、認罪認罰的程度、認罪認罰的實際作為。比如,在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相較于在審判階段認罪認罰而言,可以為辦案部門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和辦案成本,在處理結果上自然應體現出差異。因此,建議根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認罪認罰所處的訴訟階段以及他(她)是徹底認罪還是部分認罪,是主動、完全、及時彌補受害人損失還是僅僅是被動、部分、延遲地進行彌補等要素,并綜合考量各要素的權重比,得出從輕、減輕處罰的“打折率”,使從寬處理的司法導向由籠統含混走向具體厘清,也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獲得清晰明白的認罪對價。當然,實體上的從輕處理的考慮要素在設置上必須做到不重復不疊加,防止二次評價等等。而對于認罪認罰的輕罪而言,怎樣做到程序上的從簡、時間上的從快呢?借鑒辯訴交易制度,筆者提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程序設計構想:一是建立“權利告知清單”制度。在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認罪認罰,并且對被害人作了合理賠償或者適度補償的(有被害人的案件),辦案人員可以與其達成從寬處理的“協議”,并且,為其出示載有從寬處理詳細內容的“權利告知清單”,以確保司法機關兌現從寬處理的承諾。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只有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和檢察院才有從寬處理的實際處置權,比如,檢察機關可以做不起訴處理,法院可以宣告免于刑事處罰等等。參與刑事訴訟的公安機關則僅僅具有對犯罪嫌疑人從寬處理的建議權,不能夠私自決定撤案或者不移送審查起訴;二是鑒于這類案件刪減了法庭調查和辯論等環節,亦即,省卻了庭審中的舉證質證環節,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對證據的知曉權和質證權,可以考慮在檢察環節“前置”這一程序,易言之,在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書之前,檢察機關除了告知其涉嫌的罪名和擬對其實施的處罰之外,還需簡要地出示證據并為嫌疑人講清各種證據之間的關聯和擬證明的事實,為作為庭審證據之用,檢察機關要做好同步錄音錄像工作,徹底消滅在認罪認罰從寬處理上任何一種成為外界詬病的可能性,亦可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后續的程序中動輒翻供、反悔,以致導致程序更迭,不僅白白浪費訴訟資源,而且使得速裁程序的適用往往如同兒戲;三是在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之后建立具結書執行的保障制度。具結書是犯罪嫌疑人基于對自己犯罪的認知和理解對司法機關作出的愿意接受一定處罰的認罪認罰承諾,這種承諾無疑是相當嚴肅的。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動機和目的往往并不是“認罪認罰”那么單純,因此,具結書在嫌疑人作為一種應對甚至應付司法機關的權宜之計時,往往經不起時空移轉的考驗,一旦具備了反悔的時機和條件,嫌疑人往往會選擇義無反顧的反悔。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翻臉比翻書還快,有必要為其反悔設置一定的前提條件,這種前提條件可以用除外的方式予以規定,比如,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有證據證明嫌疑人持有的具結書是在受到引誘、脅迫或者暴力威脅等情形下簽署的;檢察人員沒有兌現對嫌疑人的承諾的;發現新的事實和證據,足以推翻原定罪量刑意見的,如此等等,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嫌疑人才有權反悔。同時,對不具備這些前提條件反悔的犯罪嫌疑人,要給予其支付類似于違約金之類的錢款這樣的經濟上的處罰,不然,具結書的“合同性質”必會蕩然無存,簽署嚴肅的認罪認罰具結書也會淪落為兒戲;四是鑒于認罪認罰速裁程序的特殊性,建議賦予檢察機關適用速裁程序的確認權和確定權,而不僅僅是目前法律規定的建議權。因為,速裁程序在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階段就已實質性啟動,在這種程序語境下,檢察機關已就適用速裁程序進行了大量艱苦而細致的工作,如果僅僅給予檢察機關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建議權,案件到了審判環節,出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或者干擾,審判機關往往可能不采納這種建議,從而使檢察機關之前的工作前功盡棄,無功而返,從而造成大量的司法資源無辜無故地浪費,檢察機關的司法權威性亦會受到質疑和破壞,這種情況,在司法實踐中是大量存在的。為此,有必要對目前檢察機關擁有的對速裁程序的建議權在立法上進行結構性改造,以確保檢法攜手共同維護司法的權威;五是改革現有的庭前會議制度,在開庭審理前,設立認罪認罰從寬聽證制度,保證被告人行使充分的辯護權,確認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書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防止在庭審之中,被告人進行反悔突襲,浪費庭審訴訟資源。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在聽證程序中,必須保證辯護律師的全程有效參與,筑牢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堤壩,防止無辜者被迫認罪等問題。為了確保在認罪認罰從寬這種特殊程序中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到位,可以考慮全面適用法律援助制度;六是建立原則的一審終審制度,設立有限的被告人上訴權。認罪認罰速裁程序制度構建的初衷就是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如果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沿襲兩審終審制則與這一初衷違背,在訴訟效率上不免給人虎頭蛇尾、欲速不達之憾。所以,此類案件原則上應該是一審終審。但是,一旦出現了被告人不認可指控罪名以及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出現反悔或者司法機關未兌現從寬承諾等情況,要允許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發生程序上的反轉,重新啟動普通程序。另外,即使沒有出現以上情況,在辦案過程中如果出現被告人權利和社會公益受侵犯、司法人員索賄受賄、損害司法公正、違背客觀真實、程序嚴重違法等特殊的“意外情況”,要恢復被告人的上訴權,從而確保人權和公正。七是注重保障被害人權益。法律的天平要不偏不倚,在注重保障被告人權益的同時,要切實保障被害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程序參與權。具體來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傾聽被害人意見,允許被害人提出異議。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諒解、雙方是否達成和解協議以及賠償金是否給付到位等等因素,均當成為司法機關認可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否的重要指標和依據。而對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刑事判決且有合理合法依據的,有權請求檢察機關提起抗訴。


  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檢察機關的作用


   對于認罪認罰案件,在偵查階段,檢察機關就可以提前介入,了解和掌握相關情況,引導偵查,更不用說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了,在審判階段,檢察機關依然具有監督審判機關正確適用法律的職責。總之,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檢察機關的作用貫穿始終。檢察機關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偵查階段,摸清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是重罪還是輕罪,指導偵查機關按照犯罪的輕重對案件進行不同的程序分流,對于輕罪,做到基本事實查清,主要證據充足即可;二是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要著重審查好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時間節點、認罪認罰的程度和認罪認罰的具體作為等,根據法律規定和自由心證的原則,計算對犯罪嫌疑人從寬處理的“打折率”,提出合法、合理的量刑建議,并讓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書。同時,告知犯罪嫌疑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其享有的相關權利,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也可舉行聽證活動。當然,對于認罪認罰情節輕微的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訴處理,就此終結刑事訴訟。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賦予了檢察機關(限高檢院)對特定案件作特定處理的核準權: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公安機關可以撤銷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不起訴。根據前款規定不起訴或者撤銷案件的,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及時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作出處理。由此可見,對這一類認罪認罰案件,核準撤銷案件的權力在程序上只有最高檢才有權行使,并且,實體上還需同時滿足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等條件,顯示出立法者對此種情形嚴格控制、慎重使用、防止濫用的立法理念。當然,撤銷案件僅僅是處理方式之一種,符合相關條件的,檢察機關還可以徑行作出整案不起訴決定,或者,選擇性地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不起訴。可以說,法律賦予了檢察機關較大的認罪認罰從寬案件處理處置權,顯現出檢察機關對極少數特殊的犯罪(包含重罪)案件在實體上超常規的出罪權以及程序上超常規的分流權,這些規定是符合法治精神和中國國情的;三是檢察機關既要認真聽取律師對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意見,特別是量刑建議、程序適用等方面的意見,依靠律師協調社區調查評估前置,同時,也要積極做好律師權益保障工作,對于律師的控告、申訴,要慎重對待,妥善處理,保證律師的知情權、會見權以及異議權,合理確定犯罪嫌疑人應當承擔的責任預期;四是由于簡單的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適用原則上的一審終審制,被告人的上訴權在此種制度空間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對審判行為和活動的監督顯得至關重要,鑒于此種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一般適用速裁程序審理,一些審理環節和過程已被省略,因此,出庭檢察官有充足的時間對于哪怕是輕微的審理違法行為,當庭提出糾正意見,確保審理活動合法、公正,共同維護法治的尊嚴和權威;五是做好保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相關權益的工作,確保訴訟參與人作用發揮和利益保障的衡平。被害人和被告人處于訴訟對立的兩端,對其訴訟權益和實體利益的公平維護,才能確保法治天平的不偏不倚,也才能真正做到案結事了,促進和促成社會的和諧。因此,對于侵害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不公平的判決,檢察機關要及時、主動提起抗訴,并在檢察機關與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判決結果認識相左的情況下,充分保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知情權和抗訴請求權;六是檢察機關要自始至終做好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適格審查問題。所謂適格審查,是指檢察機關首先應確認案件不存在不應或者不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情形,這些情形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屬于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因犯罪性質惡劣、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及影響大,不足以從寬或者不宜適用的,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構成犯罪的等其他情形。這是一種依照相關規定所做的法定排除;其次,適格審查也是指為了防止發生無辜者被迫認罪和權權交易、權錢交易等問題,檢察機關對案件事實和證據進行一種類似于“非法證據排除”式的審查,防止訴訟黑幕的出現;七是要認真做好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結案后的回訪以及相關申訴案件的受理和審查工作,這些工作是對過去工作的再次檢驗,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是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回馬槍”,務必“真刀真槍刀槍見血”。


  綜上,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建立起來以后,認罪認罰從寬已經卓然躍升為一種將全部案件的訴訟程序囊括其中的巨大建構。根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否這一分水嶺,刑事訴訟程序被分為兩大塊:一種是認罪認罰程序,另一種是不認罪認罰程序。檢察機關作為訴前程序的主導機關定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庭審中心主義的配套性措施,都必然導致檢察機關擁有越來越廣闊的主導空間,而這一切有賴于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的繼續努力,可以預見的是,庭審實質化直接言詞原則的運用,必將帶來繁案精審訴訟機制的巨大變化,與此同時,簡案簡審也必將是檢察官“預審法官”的角色愈加凸顯,檢察機關要充當好案件過濾把關者、程序分流調控者、違法犯罪追訴者、合法權益保障者、公正司法維護者等多重角色定位,同時,完善、加強內部調控和制約,建立擬改變罪名、改變事實認定案件和量刑建議偏離正常基準較大類案的跟蹤監督、會商研究機制,在刑事訴訟進程中更好地發揮檢察機關的職能作用,以此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和諧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檢察機關更大的貢獻。


  營山縣人民檢察院專委 錢沖


編輯:王芳

南充政法長安網簡介 | 版權聲明 | 投稿須知 | 聯系電話:(0817)2241653 |

蜀ICP備18019171-1 南充政法長安網版權所有 未經授權不得復制或建立鏡像 違者必究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北湖路88號 郵編:637000

福彩河南22选5走势图